第二十八章 班师(2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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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;关于战后的议功,阖朝上下已经酝酿了几个月。大小官员不管是否真的在抗蒙之战中出了力,也都使尽了浑身解数,想方设法要在这次利益重组中分一杯羹。身临一线、亲冒矢石的贾似道自然是最大的赢家,在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,他凭此次之功让宋理宗对其寄予厚望,诏还进京后位列宰辅、执掌权柄已是板上钉钉之事。



    当然这事也不是没有阻力,比如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,自诩道德名士,看不起纨绔出身、荫补出仕的贾似道,与其一向不睦,没少在朝野内外说他的坏话。他上书宋理宗,言及鄂州之战,乃是忽必烈自己引军北返以求争位,要说功劳,也应是守钓鱼城打死蒙哥汗的王坚,与贾似道何干?



    他更是指使同道,在朝中散播消息,说贾似道私下与忽必烈联系,许以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。证据就是忽必烈引军北返之前,两军阵中多次往来使节,而贾似道手握荆湖十数万精兵却不予追击,竟目送忽必烈离境。一时批评贾似道的声浪竟在朝中甚嚣尘上。



    而吴潜有同道,贾似道也不是没有同党,他们立刻对吴潜的观点发起针锋相对的反击。两军阵前,互派使节,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,那蒙古军每次外出攻伐,必先遣使而告,难道是为了求和?贾似道身为当朝丞相,率孤军入援敌军锋芒所指的孤城鄂州,亲临一线指挥抵抗,史上又有几人能做到?你吴潜这么有气节,自己怎么不上前线,偏偏躲在临安城里吐酸水?



    所谓追击北返的蒙古军队,更是纸上谈兵、强人所难。世人皆知蒙古铁骑悍猛,与其在野外浪战,宋军很难能讨到什么便宜,包括整个鄂州之战,一直是凭借坚城防御,已是苦苦支撑,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。贸然追击野战,胜算极低且不说,怕不是正中忽必烈下怀?到时这十几万精锐主力有什么差池,东南板荡,大宋又以何为屏障?吴潜身为枢密使,却丝毫不懂兵事,只知说风凉话、扯人后腿,好不知耻。



    至于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,更是无稽之谈。纵使当年秦桧之流,遮蔽内外、权倾朝野,若是没有高宗皇帝首肯,绍兴和议,也断不能成。更何况贾似道只是前线一统兵将帅,如何敢做这个主,又如何做的了这个主?就算贾似道敢说,蒙古军就敢信?你怕不是拿忽必烈当傻子!



    双方在朝堂上你来我往的争论,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果。



    大量的底层青年官员和在野文士也加入了论战,而且出乎意料的是,他们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贾似道。比如上蔡书院山长王柏,献诗歌颂他“义概包宇宙,智略吞群英”,“归来辅皇极,一稔舒群情”;和靖书院山长郑之因,说贾似道纵使“殆许岁币”,也只是缓兵之计,至于划江割地不过是无稽之谈;史馆校检黄勇,身为青年文士魁首,直言“事急之际,尝约议和,也未尝不可,不能以此而掩再造之功”;就算是一向以刚正著称的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、状元文天祥,也评价贾似道“鄂渚之战何勇也”。



    贾似道此番舍身犯险,逼退强敌,正和儒家士大夫出将入相的崇高目标,在尚且心存理想的大宋基层青年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。也正是基层青年们的力挺,让他在舆论上瞬间压倒了质疑之声,使吴潜一方也不得不偃旗息鼓,不甘不愿的败下阵来。



    二月十八日,贾似道令班师大军在后缓行,自领少数先导回到临安。宋理宗亲自率百官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,“依文彦博故事,郊劳于城外”,“择日对御赐宴”,赞扬贾似道“奋不顾身,吾民赖之而更生,王室有同于再造”,可谓极尽光荣、隆恩浩荡,风头一时无两。



    待到贾似道入城之时,官员百姓夹道而迎,挤的数十丈宽的御街两畔人山人海、水泄不通。众人皆欲争相一睹再造之臣的真容,贾似道骑着骏马在街中走过,所到之处山呼赞颂,直教他心花怒放、欣喜若狂。



    当日禁中便传出圣旨,加贾似道少傅、卫国公衔,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:吕文德在仍为保康军节度使、四川制置副使、总领四川财赋的基础上,此次又兼领了夔州路策应使,赐钱百万;守鄂州的高达升为荆湖北路安抚副使、知江陵府,赐钱五十万;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;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;其余大小官员各有封赏,不尽言之。



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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